大家好!我叫邓先富，是宜章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，在“9·22”专案组担任调查组组长。短短七个月内，我与调查组其他同志共同努力，完成了 “9·22”专案162起案件的调查取证任务，形成调查材料2000余份，调取、复印各类案卷100余卷，重新组卷30余卷、调取病历并为受害人做法医鉴定30人次、补勘现场20余处、协助追逃组抓获在逃人员12名。

　　今年3月，受组织安排，我来到9·22专案组，主要任务是对陈某某、许某某、戴某某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取证，收集固定证据。说实在的，来到专案组之前，我对这个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情况知之甚少，来到专案组之后，才发现该组织涉案点多、线长、面广、时间跨度大，罪行累累，对人民群众的心理控制几乎根深蒂固，在调查取证中我们遇到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。由于该组织盘踞永兴十余年，关系盘根错节，历年来严打整治都没能摧毁这个团伙，反而坐大成势，从永兴局抽调的调查民警起初心有顾虑，对能否摧毁该组织缺乏信心，对调查工作彷徨观望，甚至萎缩不前。外地抽调的民警因受语言、地理环境、民情风俗等因素影响，也心存疑虑，调查工作一度进展缓慢。一些需要查找的受害人、证人因惧怕该黑社会组织的淫威，不愿不敢出面作证，有的甚至借故推脱，对事实予以否认。

　　永兴有个房地产项目，叫济美大厦，老板是一对父子，王氏父子被许某某、蒋某某等人以影响其经营的天福茶楼为由，敲诈了10万元。蒋某某供述之后，我们三次找到王氏父子调查取证，得到的答复都是说“没这回事”，我们不相信这是空穴来风，反复多次找王氏父子做工作，这父子俩却干脆关了手机，像是从人间蒸发了。

　　面对困境，当初我也产生了退缩的念头，但随着调查的深入，看到该团伙犯下的一桩桩血案，看到百姓一双双无助的眼神，想起我们肩上的神圣使命，退缩的念头便一闪即逝。我们不信这个邪，非把这个社会毒瘤割除不可!我们重新找到经营过天福茶楼的三届股东取证，接着调取银行的交易明细账，获取了扎实有力的证据，然后找熟悉王氏父子的人继续做工作。王某某终于说出实话，他说：“我们怕许某某这帮人啊!敲诈10万块钱是小头，我那投资几千万元的工程才是大头啊!”

　　受害人马某某一家先后四次被该团伙绑架、拘禁，被迫背井离乡远赴广东打工躲难。最初调查组获得的线索只是呈现出2004年左右该团伙成员谷某等人在永兴县柏林镇千里坪绑架了一个人，其它无任何信息。而千里坪是一个交通要道，原来只有几户人家，近几年却聚拢了邻近三、四个村的几百户人定居，形成了一个新小镇，但没有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。调查组多次到千里坪及周边寻访都未查到类似的受害人。7月26日，我们再次来到千里坪查访，冒着酷暑挨家挨户、逐街逐巷找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找到了马某某的家人，并得知马某某一家先后四次被该团伙绑架、拘禁。等我们取好相关材料返回驻地已是深夜11点多钟，临别时马某某的父亲握住我们的手热泪盈眶地说：“感谢青天来了，我儿子不用再到外面躲了!”

　　还有一个人，遭遇比马家父子更惨。2005年初，有一个叫戴某的小伙子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在自己的生日宴上，被“9·22”团伙许某某等20余人活活砍死在家中。戴某的母亲谢某某年轻丧夫，中年又丧子，家中房屋被洪水冲垮。一系列沉重打击，使这位母亲精神恍惚，举止失常，成了一个无家可归、无依无靠的可怜人。由于种种原因，犯罪嫌疑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，谢某某四处上访，甚至冲击永兴县人代会会场。我们在调查取证过程中，先后6次接待这位可怜的孤寡母亲，耐心细致做通了她的思想工作，并联系好律师李某为她提供法律援助。谢某某从此不再上访。现在，由于全体专案民警的共同努力，该案已经告破，参与该案的犯罪嫌疑人被捉拿归案。9月15日，谢某某写了一封感谢信，专程送到了我们专案指挥部。

　　克服调查取证工作中的困难，不仅要有对黑恶势力嫉恶如仇的正义感，还需要高超的专业水准，要善于区别对待证人证言，从中发现新线索，以铁板钉钉的严谨作风固定罪证。

　　该团伙有个骨干成员、金牌打手叫陈某某。审讯中他交代，曾经受雇伙同他人在永兴北大桥砍伤了一名男子，但不知道受害人是谁。我们在调查中，首先找到了2005年6月13日在北大桥被无故砍伤的曹某、谢某某夫妇，通过仔细询问，发现受害人的陈述与陈某某的交代有出入，虽然案发地点相同，但是时间和受害人数不同，难道另有一起性质类似的恶性刑事案件?我们重新进行摸排。通过近一星期的努力，挖出一起2004年7月2日发生的马某某雇凶伤害黄某某的案件，并将犯罪嫌疑人马某某抓获归案。主谋曹某某，正是“9·22”案件团伙骨干成员。

　　“9·22”专案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某些涉案人既是受害人、证人，又是犯罪嫌疑人。为了逃避打击，这些人在“3·15”行动之后就销声匿迹了，不愿出来作证，到专案中后期，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。找不到调查对象，怎么办?除了不厌其烦地上门作家属、亲友的思想工作，别无选择。我们打破工作常规，利用吃饭、休息时间，上门宣传党和政府、公安机关对打黑除恶工作的各项政策，帮助他们消除顾虑。受害人朱某某是一个典型例子。他是梁某团伙成员之一，今年6月初，我们掌握了他被“9·22”专案团伙成员王某某等人砍伤，一直想找他取证，可是，他本人及其母亲害怕被抓，就是避而不见。我们上门做工作10余次，直到9月中旬，才把他从张家界市找回来，获取了王某某等人的罪证。

　　在调查取证中，我们还在永兴发现了一个非法制造枪支弹药的窝点，配合永兴局抓获三名犯罪嫌疑人，缴获自制猎枪6支、土铳10支、子弹303发、枪管12根，及时消除了一大治安隐患。

　　我们每天都在超负荷工作。工作量大、工作压力大，但来自心理的压力更大。每一起案件的调查都不能拖、不能等；每一个调查的细节都必须细之又细，来不得半点疏忽；每一次案件研讨会列举的调查工作都量大、紧急而复杂。大家吃饭讨论案子，睡觉做梦都在搞调查。特别是面对一张张受害人无助、无奈、痛楚的脸，我们一次次惊愕、一次次流泪、一次次下定决心要把犯罪事实查个水落石出。受害人彭某某，2004年2月的一天晚上被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等人砍成重伤，三级伤残，头盖骨被砍掉三分之一，所幸捡回一条命，但20多岁的年轻小伙却只有3岁孩子的智力，为了治伤，家徒四壁不说，连老婆都离他而去，一个四代同堂的家庭只剩下奶奶、父母来照顾儿孙。得知我们调查组的民警去他家调查，彭父特意买来一包芙蓉王烟招待我们，全体在场民警都震惊了，立即拦住彭父拆包，这烟我们不能抽，我们不敢抽!每调查一起案子、每接触一位受害人，都使我们如坐针毡、如履薄冰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以百倍千倍的努力还无辜受害人一个公道。

　　投身打黑斗争是一种付出，一种奉献。在斗争中我们会面临许多常人难以忍受的苦痛和艰辛。

　　我母亲年已八旬，双目已近失明，而且体弱多病，经常住院。3月17日晚，当我接到命令连夜赶赴郴州参加专案时，妻子却远在上海，家中只有11岁的女儿陪着奶奶。我正在为谁来照顾老小犯愁时，母亲却说：“儿呀，你去吧，工作要紧，家里不用你操心。”是啊，自从当上刑警能给家人的只有“亏欠”。副组长朱水军年幼的女儿有病，得经常去长沙治疗，女儿特爱在父亲面前撒娇，可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，只能让纤瘦的妻子带着女儿往返长沙，他家近在咫尺他却每天坚持睡在专案驻地，妻子每次和他通电话难免唠叨几句，他只能任由妻子埋怨。刘俊南，来自桂阳公安局的一位年青民警，从“5·19”到“9·22”，因长期战斗在打黑一线，相恋4年的女友狠心离他而去，自己却因积劳成疾落下了腰肌劳损。可以这么说，我们调查组和战友们一样，为了“9·22”专案，舍小家，顾大家，不知流了多少汗水与泪水，受了多少委屈与误解。

　　“9·22”专案，我们众志成城、同仇敌忾，打了一场大战、恶战、硬战，打得干净、彻底、漂亮!为此，我们付出了许多，但只要能将祸害百姓的黑恶分子绳之以法，还无辜百姓一个公道，还永兴人民一片净土，我们无怨无悔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