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日，这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日子。那天晚上十点半钟，我们的邓中夏同志被敌人捉去了。

　　我是在上海法租界的监狱里听到这件事情的。我无法说出我当时悲痛的心情，只觉得在我的胸中，好象有无数把钢刀在绞着。中夏的身影，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，我真渴望能见他一面呵，哪怕只有几分钟的时间。

　　五月十六日，就是中夏被捕的第二天，和我关在同一间牢房的一位姓朱的女同志，还有另外几位同志，被敌人押到法庭上受审。他们在法庭的休息室里，碰见了中夏同志。中夏被捕的那天晚上，在捕房里就遭到了严刑毒打，身体被敌人摧残的很厉害。当同志们关心的问候他时，他忍着伤痛，默默地把身上受刑的痕迹给同志们看。看到他那被电刑烤焦了的伤痕，同志们禁不住流下了眼泪。而中夏同志是那样坚强、镇静，他告诉同志们：敌人对我们必然是残酷的呵!他说，敌人只能伤害我们的肉体，不能摧毁我们的革命意志，更不能动摇我们忠实于马列主义。当中夏知道朱同志和我同关在一间牢房里，就把他被捕后的经过简单的讲了一下，要朱同志回来转告我。

　　中夏被捕时，化名施义。他在捕房遭到了惨刑，那个外国狗特别凶狠毒辣。在敌人的法庭上，他质问法官：为什么没有任何根据，捕房就捉人?把种种惨无人道的刑法，加在无罪人民的头上?并且当场要敌人验伤。敌人不肯验伤，中夏就要求立刻把他转入看守所。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捕房的毒刑，并转移敌人追究他身份的注意力。这就是说，到目前中夏还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。而敌人虽然捉住了他，却没有掌握什么证据。

　　最后，朱同志转告我：中夏要我想办法替他找个地址。我的天呵，在他入狱半年以前，我就被捕了，失掉了一切社会关系，我从哪里再找个地址给他呢?我知道，有了地址，有了社会关系，在敌人没有掌握证据，没有弄清中夏的真实情况之前，只要有人证明担保，是有出狱的希望的。我只好向同狱的同志们询问，她们也说没有，真把我急死了。

　　突然，事情起了变化：中夏的身份暴露了!与中夏一同被捕的那个女人，叛变了。在敌人面前，她出卖了中夏。我也是被另一个女人出卖了的，她向敌人说出了我和中夏在莫斯科时的夫妻关系。可是，她并没有说出我和中夏现在还保持着夫妻关系，在上海一同做地下工作的情况。当时，我看她只说了半截，就抓住这个空子，想试试她。于是，我把原来准备好的一个社会关系，代替了与中夏同志的关系。就说我早已与中夏离开了，而且已另嫁他人，那男人也死了。我就把这个社会关系作为我后嫁的家—这个家里的人，已经在敌人面前为我作过证明了。我曾经想过，如果这个女叛徒一口咬定我，我也坚决不承认。我牢牢地记住中夏对我说过的话：要活的有气节，绝不偷生怕死。结果，女叛徒没有全说出来。

　　七月二十六日，敌人忽然来传，让我上法院。开始，我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同狱的同志轻声对我说：多半是与中夏去对庭。顿时，我心里起了一种矛盾的心理。与中夏见面，这是我日日夜夜渴望的事情呵!可是又担心自己感情冲动，被敌人发现，看出我们的关系怎么了得呢?当然，敌人让我上庭，不去是不行的。我就怀着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，被敌人押到了法庭。

　　敌人对我说：“有个叫邓中夏的人，要你来认认。你要说实话，可以早放你出去……。”想叫我出卖中夏，叛变党，办不到!我心里直发恨，对敌人说：“认得就认，不认得当然不能冤枉人的。”敌人说：“你认认看吧。”接着，叫几个士兵把我带走，把我独自关在一个给犯人休息的小屋里。从这里，恰好可以看到看守所的大门。

　　从狱中出来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在不安的跳动着。这时候，心里跳动得更厉害了。更加想看见中夏。我紧紧注视着看守所的大门。中夏被敌人折磨成什么样子了呢?……一阵痛苦，泪水涌出眼帘，要是见到中夏，必定会大哭起来，这如何使得呢?

　　忽然，亲爱的中夏出现在看守所门前。我的心又猛烈的激荡起来。我一面紧紧地注视着中夏，一面在心里狠狠的责备自己。我是个共产党员，要经得起考验。果然，这一道命令真有效，我的心情平静了许多。

　　中夏走进法庭。接着敌人就来叫我了。走上法庭，只见中夏自然的站立在那里，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。那些狗官从坐在上头，眼睛直盯着我。我微微抬头看看中夏，他也正好调过身子来看我。他立刻递了个眼色，叫我警惕。接着就侧过身去，对狗官接连说了好几个不认识。我领略了他的示意，装着不理他的样子。那些狗官直吼：“没问你，你为什么说话?”还凶狠地骂了几句，中夏根本不理他们。狗官骂他一句，我的心就痛一下。比骂我自己还难受。我低着头不敢看他们。这时，狗官对我说：“你看看，认识他吧?”

　　我抬起头来，看着中夏那被敌人摧残得消瘦的身躯，费劲的站在那里。我真想好好的看看他，但又怕敌人看出我们的关系。我尽力不使自己的脸色有变化。我们的视线刚碰到一起，他飞快的又给我一个眼色，叫我少看。但是，我怎么能不多看他一会呵!那些狗官在上面催问我：“我认识他吧?”

　　“我没见过这个人。”终于，我回答了。

　　“你再看看。认识吧?”敌人不死心。

　　我又看了看中夏。中夏那泰然自若的面色，昂扬的气魄，在这紧张的关头，鼓舞了我。我又一次的回答狗官：“不认识!”狗官拿出中夏的照片的给我看。我还是说不认识。狗官恼羞成怒，就拿中夏来出气，骂他说：“看你照的怪相。“中夏只当没听见。狗官们无奈何，只好宣布退庭，一个个挟着公事包走掉了。

　　押送我们的士兵，看到狗官们走了，他们也到一旁吸烟去了。犯人休息室前面靠走廊的地方，剩下我和中夏两个人。我紧紧的看着他。他也一直看着我。我真想他和说话，哪怕一个字，半句话，表达我的心情。为了防备敌人听懂我们的话，我想了一个办法，就是用广东话或是俄语和他谈谈。但是，我想到了党的纪律，怕有害于中夏。也许，敌人在暗地偷听呢?始终没有敢开口。我们互相默默的对视着。宝贵的时间，一分一秒的过去了。敌人走回来，要把中夏带出去。刹那间，我想到我们分别后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呢?他还要遭到多少毒打和酷刑呢?我简直要控制不住自己了，一股冲动，使我想冲过去拥抱住他，不让敌人把他带走。痛苦的泪水，在我眼眶里旋转。我看到中夏也有点激奋的泪痕，但他很快克制住了。他坚强地看着我，对我摇了摇头。我站在门口，看着中夏走去。中夏挺着胸脯，坚强地走着。还曾回过头来看了看我。这时，我的心碎了……。

　　回到狱中，我蒙上被子，放声痛哭了。亲爱的同志们问我，我说是“胃痛的厉害。”她们无微不至的照顾着我，安慰我，鼓励我。日日夜夜，在我的脑海中，一直浮现着这次难忘的痛苦而又幸福的会面。这时，我简单恨起我自己来了，当时为什么那样蠢!为什么不用别人的口吻来探询他呢?好笨呀!可惜，机会已经错过了。

　　九月五日，中夏被敌人从法租界转到南市拘留所。在这儿约有两个星期。中夏早已知道叛徒出卖了他，所以，他在南市碰到自己的同志时，对同志们说，他不会活了……。

　　九月二十七日晚上约十一点钟，中夏被解到南京去了。在南京，他写信给党，告诉同志们要有信心和决心，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。

　　两个多星期以后，从日期计算大约是十月十五日左右，黎明时分，敌人打开牢门，提中夏出去。中夏知道敌人要枪毙他了。他镇静地穿好衣服，高呼口号：“打倒国民党!”“共产党万岁!”全狱的犯人，都被这雄壮的口号声惊醒了。同志们扒在铁窗上，用仇恨的泪水，为我们的中夏同志送别。在黑暗中，同志们看到敌人卡住中夏的脖子，而中夏同志挣脱魔掌，继续高呼口号，直到他倒在血泊中……。